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作为秦汉古郡县的山东(shāndōng)平原县,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(shūyuàn)。其中,记录最早的是(shì)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(shénmì)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(shūyuàn)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(dōngménwài)里许。先有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副使邹善改今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(zhèngtáng)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共十间,仪门三间,大门(dàmén)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,月分三会(fēnsānhuì)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《闲道书院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了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“平原县治东(zhìdōng)”,与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(dìtú)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在城东,而(ér)从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(dāngshí)闲道书院属于全县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,是个名号(mínghào)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(jiù)停工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(zhàojí)乡绅名流商议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(huòshì)受地方(dìfāng)官员所请,或是心有所(yǒusuǒ)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(jùyǒu)传承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、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(biàngù)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各方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(zhèpiàn)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,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(zhīxiàn)王遵义顺利“招生(zhāoshēng)”50人。
对于书院建设、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(yǒu)二:一个(yígè)是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(zài)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人,隆庆(lóngqìng)中,由进士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合宜(héyí)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,穷乡下户(hù)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(shànjǔ)无疑为郑金的功德(gōngdé)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(shǐ)(shǐ)”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(jiāndū)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。历任(rèn)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(yòu)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,万历(wànlì)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为业,著有(yǒu)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(zōujiā)系安福名门望族,祖孙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(zōushǒuyì)为王阳明嫡传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书院(shūyuàn),兴办(xīngbàn)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(shēngmíng),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之(zhī)记曰(yuē)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吾道,岂非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(dé)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,湛然至静(zhìjìng),而足以涵(hán)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(míngwànlì)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诗文里,有三篇涉及“闲道(xiándào)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(yuèmíng)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(jìliáo)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。那么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(duōshǎo)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。
明代多次禁革书院(shūyuàn)。其中,万历年间的这次是张居正搞的。张居正对(duì)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持反对态度(tàidù)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(sīchuàng)书院为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(wànlì)元年(nián)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(tiānxià)书院的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。而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(yú)万历庚寅年,即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(zhuānyuán))
作为秦汉古郡县的山东(shāndōng)平原县,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(shūyuàn)。其中,记录最早的是(shì)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(shénmì)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(shūyuàn)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(dōngménwài)里许。先有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副使邹善改今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(zhèngtáng)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共十间,仪门三间,大门(dàmén)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,月分三会(fēnsānhuì)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《闲道书院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了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“平原县治东(zhìdōng)”,与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(dìtú)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在城东,而(ér)从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(dāngshí)闲道书院属于全县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,是个名号(mínghào)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(jiù)停工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(zhàojí)乡绅名流商议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(huòshì)受地方(dìfāng)官员所请,或是心有所(yǒusuǒ)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(jùyǒu)传承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、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(biàngù)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各方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(zhèpiàn)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,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(zhīxiàn)王遵义顺利“招生(zhāoshēng)”50人。
对于书院建设、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(yǒu)二:一个(yígè)是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(zài)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人,隆庆(lóngqìng)中,由进士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合宜(héyí)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,穷乡下户(hù)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(shànjǔ)无疑为郑金的功德(gōngdé)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(shǐ)(shǐ)”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(jiāndū)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。历任(rèn)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(yòu)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,万历(wànlì)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为业,著有(yǒu)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(zōujiā)系安福名门望族,祖孙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(zōushǒuyì)为王阳明嫡传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书院(shūyuàn),兴办(xīngbàn)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(shēngmíng),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之(zhī)记曰(yuē)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吾道,岂非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(dé)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,湛然至静(zhìjìng),而足以涵(hán)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(míngwànlì)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的诗文里,有三篇涉及“闲道(xiándào)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(yuèmíng)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(jìliáo)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。那么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(duōshǎo)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。
明代多次禁革书院(shūyuàn)。其中,万历年间的这次是张居正搞的。张居正对(duì)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持反对态度(tàidù)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(sīchuàng)书院为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(wànlì)元年(nián)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(tiānxià)书院的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。而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(yú)万历庚寅年,即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(zhuānyuán)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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